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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信德年牧函

时间:2012-11-19  来源:上海教区  作者:金鲁贤主教 点击:


今年,全世界天主教教会举行信德年,友人劝我赶快写一封论信德的牧函。我听后几次三番拿起笔来,接着把笔又搁下。我想教宗已发出《信德之门》手谕,信理部也写了关于信德年牧函指引,各地主教都纷纷就信德年写了牧函。教友们应诵读宗座文件才对,我还能写什么?前天清晨醒来,忽然想到,如果简单地把自己的信仰历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也许教友们会感兴趣。于是鼓起勇气,提起笔来,动手写来。


童年、青少年时的信仰——信乃奥迹也
众所周知,我是浦东金家巷人,我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我祖父名新衡,圣名保禄。他很虔诚,结婚生子,为第一个儿子取名信德,第二个儿子取名望德,即我的父亲。我祖父没生第三个儿子,他的堂弟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爱德。家中有信、望、爱三德的后代。我祖父认为人生于世最重要的是保持信、望、爱三德,比保持家业更为重要。

我的母亲是张家楼人,我的姑母嫁到张家楼。张家楼与金家巷相距只有三公里,我经常去张家楼。一次我去见代本堂丁汝仁神父,他向我说:“这儿有个小学生要初领圣体,我考他的要理,问他:‘信德是什么?’他说:‘信德是我大舅舅’;忍住笑我又问他:‘望德是什么?’他回答说:‘望德是我小舅舅’。我向他说:‘考试不及格。’这个小孩名张旦林。”我说:“他回答并不错,信德确是他的大舅舅,望德确是他的小舅舅。”张旦林后改名为张登鄂,中学毕业后入修院,后来圣了神父,前不久去世。

我母亲很热心,当我呀呀学语时,她就一句一句地反复教我天主经和圣母经,等我大了一些就每天早上带我去老天主堂望弥撒,晚上领全家念玫瑰经和晚课。信德根子深深扎在我心中。

后来我进了徐汇公学小学部,这位丁神父是我们的教理老师,他讲的课我都忘了,只记得他讲的一个故事,内容是:大圣奥斯定一天在海滩散步,见到一个小孩挖了一个洞,然后认真地用一个小桶,把海水灌进洞内,圣人问他想做什么,小孩回答说:“想把海水全部灌到洞内”。圣人向他说:“好糊涂呀,海洋如此大,海水如此深,你怎样全部灌入小洞?”丁神父说:“谁想全部了解天主也像这个小孩。”以后我每次对信德道理有疑问时,我就向自己说:“天主是奥妙,谁想弄明白,就像这个小孩。”在新的弥撒经文里,神父在祝圣了面饼和酒后,高声唱:“信德的奥迹”。我很喜欢这句话,信德乃奥迹也。

1932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后进入耶稣圣心修院,读了三年文学;1935年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读了二年哲学;1937年被派往徐汇中学教法语一年;1938年我进了耶稣会,在初学院受训二年;1940年被派往耶稣圣心修院,教拉丁文一年;1941年被派往河北献县哲学院,再读一年哲学;1942年回上海圣伯尔敏学院,读四年神学。在这漫长的十四年中,尤其读神哲学的七年中,我的求知欲望很盛,我的老师都是专家,极有学问,他们的神学成就也出名,我得益不浅。他们把自己所学的、所研究的学问传授给我们,然而他们学的是士林哲学与神学,教学方法是传统式的,内容比较保守。用今日的话,并没有与时俱进。比如教创造论的美国翟光华(McCarthy)神父反对进化论,教的是天主直接造世界,直接用泥土造了原祖亚当,并以他的肋骨造了厄娃。当时,欧洲的天主教神哲学有很大的进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交通中断,信息不通,我们接触不到新的思想;再者,当时天主教有禁书目录,一列入禁书我们就不能阅读。由于自幼受到耶稣会的教育,对所有的教理都深信不疑,对教会的训导全部接受,心中一起疑问,就认为这是魔鬼的诱惑,立即驱逐。但是有些老师们仍教导我们说:“信德追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他们鼓励我们自己思考,不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凡学的东西,必须领会贯通,消化它,变成自己的心得,然后传授于他人。我由于一心希望早日圣神父,早日去农村传教,对神学没有深下功夫,但老师所说的“信求知”一句,却没有忘记。

神学四年结束后,我被派往苏北东台和淮阴当代本堂,我全心投入传教工作。按照当时中国教会的组织方式,上海教区属法国巴黎省耶稣会领导,省会长每六年来视察一次,1947年初,皮特省会长来视察,亲自到苏北淮阴看我,和我长谈,决定派我去欧洲深造。我奉命先去法国卒试院学习一年,其间我去了法国里昂福尔维(Fourviere)神学院呆了四十天,又去了离里昂不远的哲学院呆了几天。我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到师生们都有锐气,课上课下热烈讨论,全院生气勃勃,他们说:“天主教神学面临重大的挑战”。他们各抒己见,不断辩论,他们以重振神学为己任。他们认为,二千年来,古老的天主教教会身上积有过去各个时代留下的沉淀物,必须抖掉,教会应回归到生命的源泉,也就是圣经和教会初期教父的著作里,吸取养料力量,同时,法国多明我会Sauchoir神学院的教授们具有同样的精神。其中著名的有龚加尔(Yves Congar)与舒努(Marie-Dominique Chenu),他们的著作受到广大教友们的欢迎。我自己也受到感召,我和法国的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神父、德国的卡尔·拉内(Karl Rahner)神父成为朋友。我在巴黎拜见了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神父,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帮助鉴定周口店挖掘出来的北京猿人。我和他长谈了两个小时,辞别时,他送我到大门口,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我的小兄弟呀,你落后了四十年。”这股新潮流惊动了保守派,揭发、控告福尔维学派的检举信雪片也似地飞向罗马。

1948年10月,我离开法国到罗马额我略大学报到,作为研究生,读信理神学。1950年考取了学位后,于1950年6月离开罗马去了德国旅游,途中获悉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当年八月十二日发表一篇名为《人类》的通谕,沉重打击新神学,勒令法国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中属于该学派的会士反省,革去教授之职,离开原单位,去僻静处反省,不准再写文章、出版书,不准接触年轻学生等。德-吕巴克、龚加尔等首当其冲。多明我会神父舒努去见巴黎舒阿尔枢机(Cad.Suhard),向他流泪哭诉,枢机安慰他说:“我的小神父,别伤心,不出二十年,大多数人将接受你们的思想。”果真,十二年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决定召开梵二公会议,聘请这些被打倒的神父作为会议顾问,以专家身份参加会议,他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若望保禄二世又册封吕巴克和龚加尔为枢机,进一步表示支持神学家们带头思考探索神学重大问题——这是后话。信在求知也。

1951年,我回到上海,在圣母圣心修院教了一段时间神学,没有建树,我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我向修士们强调“信德求知”,世界在变,意识形态在变,语言在变,必须用当代人听得懂的语言讲神学。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生都是中国人,可是不能用中文上课,必须用拉丁文教神学,感到很别扭。

1955年9月8日晚,我和龚品梅主教等被捕,从此开始长达二十七年的在监狱中或在监狱大门口的被专政的生活。

开始四年半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与外界绝对隔绝。没有报纸书籍看,我的任务是反省罪行、坦白交代、接受审问。

每天静坐,除了祈祷外,我认为我最大的任务是保持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同时也检讨我的信仰,梳理我的信仰,这是别人控制不了的。在狱中我经常想到的是奥斯定圣师的一句话,其大意是: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端坐在斗室中,脑子却在天空飞翔,上溯到古代商周时期,下至当今世界,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斗争史,我的重点停留在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由于我青年时曾背诵过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内七篇,我喜爱道家胜于儒家。老子一生追求的是“道”,老子想传授于后世的是对道德探讨的成果。他认为万有真源乃“道”,人生目的为了行道。这儿我摘录老子的若干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是古文,作家王蒙译成白话文:“大道生发了万有的存在,使之生长发育,使之成长定型,供给世间万物的需要,覆盖着万物”。老子同时承认自己对道认识肤浅,讲来讲去讲不明白,读者仍感到他讲得很模糊。老子自己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上面引用的一句话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加上一句“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为大”。

庄子晚于老子,他接受老子的思想并发扬之,他说:“道无所不在”,他又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作家王蒙在《庄子的快乐》中白话为:“物”从空间来说,量度起来,没有穷尽,是无穷大的;从时序上说,则是变化衔接,永远没有休止,是永恒无穷的。庄子又说:“天地万物,必有造物者也。”庄子杂篇《天下》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慠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于外死生……者为友。”老庄都用“道”这个字,庄子另用“造物”、“造物者”多次,老子说的“道”并没有人格可言;而庄子说“造物者”与他游,与他交往,互相友好,显而易见,乃有人格者。庄子一生追求超越死生而与造物者游,但带着悲哀之心承认做不到。他在《养生主》篇开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是古文,现仍请王蒙先生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穷的知识与智慧,这不是荒唐吗?已经知道这是荒唐的,还要不依不饶地去求知求智,不就是更荒唐吗?”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都想超越自己,探索追求那无限的、永远的造物者?我的答复仍是奥斯定的话:“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们知道孔子有“四不讲”,他不提倡形而上学,不讲神明上帝,他是伦理学家、政治家。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独尊孔子,使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哲学。读书人、当官的都得学儒学,口不离“子曰”、“子曰”,但士大夫心中总感到儒家缺少一样重要东西——天学。几千年来,士大夫或外儒内道,或外儒内释,即使他们内心想的是老庄或佛学的内容,口头上必须讲孔子。我所钦佩的徐光启是外儒内基,他亦明言自己以基督主义弥补儒学,其所以然者,因为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心灵得不到安宁,信乃众心所归也。


最后三十年的信仰——信乃主的洪恩也
1982年6月20日,我听从公安部政保局刘钧副局长长达两年的劝说,回到了上海,赶上参加祝贺张家树主教的九十寿辰。这日也是我的六十六岁生日,真是巧合,但谁也不知道,我也不说,我默默地感谢天主:凡是天主安排的都是美好的。

当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世人都心有余悸,深怕隔不了几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神父们更是谨小慎微,把信德深埋在心中,不敢暴露,尽量不说话,少说话,彼此不讲真心话。要振兴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敢于公开宣讲信德道理相当困难。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宗教是重灾区,公开场合都仍高举毛泽东思想、无神论、唯物论的旗帜,视宗教为鸦片。我想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宣传宗教真难呀!接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国际上的各种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思想全面放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的、颓废的、糟粕的东西一涌而入。社会风气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享受,大多数人拜在权、钱、色的脚下。我心想,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宣传精神世界,宣传上帝,难上加难!我想中国必将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国、强国,而宗教、精神世界将无立足之地。

可是我估计错误了。看现在,佛教最旺,烧香拜佛的人不计其数,许多地方都在修寺院以吸引群众。解放前夕,基督新教全国共七十万信众,以上海来讲,尽管有三所著名大学:圣约翰、东吴、沪江,以及许多医院、中小学,信徒不到二万。今天他们在上海没有了学校与医院,却拥有四十多万信徒,全国信基督新教的信徒,据官方统计为二千五百万,如果加上家庭聚会的成员人数也许已到了六千万,国外统计的更多,甚至说有一亿之多。当西方世界的基督信徒数量逐渐下降,而中国宗教却特别兴盛,真不可思议!答案是:天主造生人类就是为了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神不宁。

上述是乐观的看法,如果想着十三亿人口,信宗教的仍是少数,而天主教更是少数,少得可怜。上海天主教徒1949年的正确统计数(不包括崇明县)共十万。六十三年过去了,如今加上崇明天主教徒仍徘徊在十万左右。作为当了二十四年上海主教的我,应作深刻反省。有人对我说:“主教,切不可乐观,也许进横塘骨灰堂的比新领洗的多了。”我感到无地自容。劝人信奉宗教的确不是易事,为什么?我的答案在庄子那里,庄子第一篇名为《逍遥游》,在第三节中,庄子写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瞽者就是盲人,即瞎眼。我记得2004年我患心肌梗塞重病,在瑞金医院监护室抢救,躺着不能动,口上有吸氧器的装置,身上各部位插有管子,动弹不了,日夜望着天花板。约半月后,护士把种种设备拆除后,许我下床,我去窗口向外眺望,喜见花草树木及高楼大厦,我随口说了:“真美呀!”心中顿时想到早课经里的一句话:“感谢吾主天主,赐我今日生命,复见所造美丽事物。”我想到庄子的话,如果叫盲人站在窗口,他会欣赏世界的美丽吗?当时,护理我的潘修女给我打开了电视机,又听到了悦耳的歌声。我回忆自己青年时喜欢听的《魂断蓝桥》和《渔光曲》主题歌等,心中又想,如果放给聋子听,他会有反应吗?庄子说得对,“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 。要欣赏外界必须有耳目两器官,音和色对盲、聋人并不存在。这时,我想起超性世界、精神世界确实存在,我们就生存其中,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某种器官,我们就认为并不存在。天主造人为了使人得到天主,两者之间仍无法沟通来往。用圣经上亚巴郎向富人说的话:天上人间横有鸿沟,无法逾越。

自古以来,世人希望逾越这个物质世界,达到超物质世界的主宰,并与之游,但总感觉无法逾越而悲哀不止,然而造物者既造了人又赋予他追求永恒的愿望,不会置之不顾,不会不满足所有受造者的这个愿望。全美全善的造物者决不会玩弄受造物,吸引之,然后欺骗之、抛弃之。万物在演变,在进化,时机一到,造物者派遣信使,带去信息,送去福音,给予能力,开启人类埋在人心中深处的特殊器官,架起一个渠道,使造物者与受造者相通、连接,实现天人合一。信使的信息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可以高唱:信乃天主之洪恩也。

出乎世人所想像的,该信使乃天主的独一爱子,祂首先启示给我们的是“天主是谁”。人们喜爱名称,喜欢下定义。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了解天主的本质并给祂一个定义。天上来的信使,启示我们造物者乃爱(Deus Caritas Est)。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天主是爱,是真爱、全爱、纯爱、爱的本身,这个定义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的智慧能想像出来的。信使耶稣基督为使我们略略窥知天主,采用了比喻,用类比法向我们讲解,世上宝贵的是父亲的爱。耶稣用慈父——荡子的慈父——的故事,让我们领会天主是爱。用类比法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其根据是古经。《创世纪》记载天主造人时说:“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参阅创1:26)。我们可以说人像天主,但决不可说天主像人,人像天主因为天主赋予人智慧与爱心,这里顺便说一句:西方人往往喜欢钻牛角尖,他们因耶稣用了慈父的比喻,就说母爱比父爱更伟大,应说天主是慈母,又问天主是阳性还是阴性。也有人这样问我,我说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聪明。我们老百姓遇见了一位特好的清官,爱民如子,不称他为父官也不称他为母官,而称之为父母官。中国人对万物有阴阳之分,万物之上有太阴和太阳,但再上面乃太极,兼有阴阳。

我心中想:西方人这样争论,实际不认为人像天主,而硬要把天主说成像人。记得拉辛格还是大学教授时曾说过:类比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与天主相似处很少,而天主与人的差异很大,差异远超于相似(大意如此,我由于不做札记,单凭记忆力,忘了确切出处,如有错误,责任在我)。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天主如此爱人,派了祂的唯一圣子,下凡进入人世,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信使告诉我们最大的爱是为友人舍命。天主圣子为爱人类,甘心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主如此爱我们,我们当然应以爱还爱,爱天主于万有之上。耶稣启示我们爱天主必须爱人,爱穷人,以爱人、爱穷人来表明爱天主。各位切记,耶稣启示:凡不爱穷人、不爱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者,不得入天堂。耶稣选了十二位宗徒,继承完成祂的救世计划,建立了教会,在圣神的推动下,信奉天主的人数日益增长。为了管理教会,宗座制定了法律,规范信众的行为,引导他们迈向天国。法律内容多了,加以整理,为了便于参阅,于是有了法典。法律是人制定的,不是天主启示的,法律不是信条,不是信仰的对象,从来没有人说自己信仰某条法律,对法律要求于信众只是遵守,所谓遵纪守法也。信仰非法律,这是常识,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合,甚至等同,这是误解,这种误解有很大的危害性。我在神学院念神学时,讲解天主教法典的教授名叫埃斯坎西亚诺(Escanciano),中文名刚济亚,他说天主教法典共有2100多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法典省略为1752条),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作为神父应了解之,记住重要的、常用的若干条就可以,但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大原则:圣教会是慈母 (Ecclesia Bona Mater)。法律的宗旨是保护信众,决不是吓唬信众,而是引导他们安然迈向天国,不致误入歧途。神父们遇到问题需要法律条文时,应全面考虑问题,替教友寻找出路,解决问题。刚神父这番话我没有忘记,尤以“教会乃慈母”这一句,用以指引我的牧灵工作。

结束语
开头我说自己将自己的信仰里程简单地与大家分享,不知不觉又写了十页,犯了老毛病,积习难改呀!应立即收笔。写了那么多,你们一定记不住,我只希望读者记住这封信内的五个标题:信乃奥迹也;信在求知也;信乃众心所归也;信乃主的洪恩也;所信者乃爱也。如果感到五个标题也太多,那就记住最后一个:所信者乃爱也,愿仁慈的在天大父降福上海教区。

201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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