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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上的失踪者许君远之生平与文章略谈

时间:2009-07-29  来源:《新闻记者》  作者:刘鹏 点击:

       

许君远

      对今天大多数新闻人来说,许君远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笔者也是在翻看了《许君远文集》、《许君远译文集》等资料,才对这位前辈报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许君远先生出生于1902年,河北安国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梁遇春、翻译家张友松、钟作猷等等。另外,他们四位也是在学校表现出色、系主任叶公超最喜欢的学生。1926年北大改组,叶公超转任暨南大学,还特地写信希望他们四人转学暨南。



  (在课堂上,鲁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他善于诙谐。方曹锟、张作霖在北方对峙之际,他偶然说起古代门神是“神荼郁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成一个黑脸的尉迟恭,一个白脸的秦琼。若干年后,说不定又被换成曹锟和张作霖了。课室为之哄然。(《记北大的教授群》)

  对英文的擅长和对文学的热爱,使许君远在日后取得了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成绩。在翻译方面,除了大量时事评论之外,还出版了《老古玩店》、《斯托沙里农庄》、《莎士比亚喜剧故事》等等;在创作方面,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他的散文特别以描绘风土人情见长,风格清淡隽永,又常常带点幽默。《人人周报》的编辑曾写打油诗说:“君远确是白描圣手,平生最好猜拳斗酒,诙谐幽默包你失笑,更让马克吐温大叫。”

  

  文学上的兴趣,也为许君远开通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因为爱好写作,立志做一个作家,一直给《晨报》、《现代评论》等投稿,由此进入新闻界。北大毕业之后,他先后在北京《晨报》、天津《庸报》做编辑,很快就崭露头角。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缺少人手,胡政之看中许君远,“重金礼聘”从北京把他“挖”来,与徐铸成一起主编要闻版,同时兼任国际新闻及副刊《小公园》主编。及至抗战爆发,上海《大公报》停刊,许君远也离开上海,先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重庆美国新闻处翻译等等。直到1946年上海《大公报》复刊,许君远又被请回来担任编辑主任。

  在多年的办报生涯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许君远随于斌赴美游历采访的经历。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蒋介石派天主教主教于斌参加。当时想随行的教徒很多,可是经人介绍,于斌与许君远谈了一次,就决定让他以秘书名义随行,同时充任天主教会《益世报》的特派员,每日写通信一篇。这次旅美给许君远很多感触,他回国后还就此写了一系列短文,并汇编为《美游心影》一书。有趣的是,其中《市内交通》一文在介绍了纽约、华盛顿的地下铁、隧道、高架桥后,许君远建议,“建设新都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它的交通。如果把浦江大桥造好,或者在河底开几条隧道,则浦江东西打成一片,岂不是一个和纽约形势一样的大上海——希望我的话不是空谈,也不是梦想。”作者大概不会想到,五十多年后,他的设想果然变成了现实。

  办报之余,许君远还写了《论报纸文学》、《谈新闻生涯》等文章,介绍提倡西方报纸上的特写(feature)体裁,鼓励新闻工作者献身职业,提倡对新闻人才的培养。许君远这些文章并非空发议论,而是他多年实践中厉行的经验之谈。比如在培育人才方面,他说《大公报》是培养自己成才的“研究院”,而肯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正是造就《大公报》领袖报纸地位的最大资本。许君远自己在培育新人、荐举人才方面,也不遗余力。查良镛(金庸)就曾提到,他在《大公报》工作时,胡政之、许君远对他有提携教导之恩。此外,《许君远文集》还收录了作者怀念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资料也有益于对新闻史的钩沉。

  1949年上海解放,大约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许君远被调到《大公报》资料室工作。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北迁,许君远称体力不支,留在上海,从此告别了心爱的新闻工作,转入上海四联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

  

  几年后的“鸣放”和“反右”,使这位寂寞已久的老报人突然成为新闻人物。



  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对老师,只有唯唯诺诺,对朋友才可以无话不谈。老师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大家在工作紧张之余,想松松脑筋而不可得。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一道高墙。……

  解放初期的报纸,大部全没有副刊,新闻本身也是千篇一律,甚至“本报讯”也并非“专访”,乙报的“本报讯”可能就是甲报的“本报讯”的翻版。在上海,看了“解放日报”,大可不必再看“新闻日报”,除非你是一个工商业者,想多知道一些工商消息。……

  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有人说趣味和指导性存在着矛盾,过多地刊登琴棋书画一类的报道,就会降低了报纸的思想性。我以为这种看法很机械,见树不见林。趣味不限定是琴棋书画,一条重要新闻也可以写得很有趣味,比如最近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总理在杭州漫步苏堤,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便都很有趣味。如果把趣味理解为低级、黄色,那就大错特错了。……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大量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和指导性应该并重,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

  今天看来,这些批评还是很中肯的,甚至有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此外,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和市委宣传会议上,许君远还提出了专业编辑办社、加强编辑业务素质培养等意见。

  没想到,风云突变。7月13日的《文汇报》上,许君远被冠以“右派谋士”称号开始遭到批判。笔者数了一下,整个7月份的《文汇报》上,标题中出现“许君远”名字的批判报道和文章就有10篇,火力之猛、声势之大可见一斑。

  下面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报道,给那个荒唐岁月留下一帧扭曲的影像——

  在座谈会上,许君远口称交代,自认有罪,对他支持煽动的上海新闻学校部分学员闹事一节,虽然承认“表示同意,从旁赞助”,但他却反咬一口说是“要控诉有人陷害他”,要求澈查“首脑分子和煽动者”,企图为自己装金抹粉;但他又承认前新闻学校有许多学员把他当做“无形参谋”。说来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他在交代与“军师”陆诒的关系时,说是要谈出他和陆诒的“私房话”,但又大掉枪花,说陆诒为人如何如何,不着边际,群众纷纷指斥他想拖时间过关的阴谋,要他谈出事实,可是这个狂妄的右派分子竟说:“那我今天不交代了”,说毕拂袖而去。

  从报道中可以发现,即便在巨大压力下,许君远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孤傲倔强。但另一方面,他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许君远的女儿许乃玲回忆说:

  他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终日忧郁,沉默寡言。在生活窘迫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出售自己心爱的藏书。

  1960年,许君远写下这样一首小诗,记录自己的晚年生活和抑郁心情:“胜国苍凉蔚莽榛,春去春来总愁人。安贫忍典书万卷,解忧宁伴酒千巡。六十年华逐逝水,半生意气化浮尘。自忖不才终见弃,晓风残月寄吟身。”

  1962年,许君远去世,享年60岁。

  

  《许君远文集》(上下编)和《许君远译文集》,收录了许先生各类文章200余篇,共百余万字。两书由许氏后人尽力搜集整理出版,以此作为对亲人的纪念,其情可感,其心可佩。对于今天的新闻人来说,也留下了一辑值得欣赏品味的美文及探究报业历史的珍贵资料。

  前几年,曾有学者发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倡言。对于新闻史来说,许君远也可以说是一位“失踪者”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新闻史上还有不少事件和人物,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淡化。令人高兴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逐步解密,随着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缺失的历史链条将被接续,越来越多的模糊的历史真相将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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