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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教会文革见证者:河北宣化教区焦玉海

时间:2016-07-12  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作者: 点击:

  双树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见证了中国天主教会在文革时期遭到的严重迫害。

  与笔者讲述双树村文革记忆的焦玉海老师,也是一位教会历史研究爱好者,双树村的历史就如同印刻在他脑海中的书卷一样,随时都可以翻出来供人查看。焦玉海于一九五九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于河北涿鹿县东小庄乡双树村。那个时候正是生活困苦时期,几乎天天都有人饿死,焦玉海的父亲是乡村吹鼓手,为去世的人吹奏哀乐换口饭吃,棒子面和小米米饭就是最好的了。

  双树村北面是宽阔的大洋河,南面是弯弯曲曲的桑干河,著名作家丁玲一九四八年写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即为此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位温姓村民领洗,从而开启了双树村天主教的历史,到光绪廿六年,全村教友已达五百多人,同治九年(1870年)建成一座单尖教堂,隶属于宣化教区。

  虽然生活在天主教徒众多的双树村,焦玉海的家就在教堂后面,但他的家庭并非是世代教友家庭,直到一九六六年焦玉海的爷爷由邻居杨存亮教友给代洗,成为家里第一位教友,八一年焦玉海的奶奶临去世前两个月由村里老教友给代洗。

  焦玉海一九七六年一月高中毕业,同年四月进入村学校做代课教师,九月廿六日进入村委会。两年后进入村砖厂,翌年到村粮种厂,八零年八月份筹办村奶牛场,八二年生产队解散后,自由谋业,从事过当地媒体资讯通讯员。八三年有教友给焦玉海传教,他正式开始接触天主教信仰,八四年结婚,翌年离婚,直到九三年领洗。焦玉海不仅仅见证了双树村的文革,也是当事人之一。


文革前的风雨

  全国解放后,外籍传教士被驱逐遣送回国,“三自爱国运动”紧接着就开始了,政府要求宗教界自办教会,拒绝梵蒂冈的控制。这时双树村的本堂神父是郭振宗,副堂神父是郭维彬,都是宣化郭家寺人。随着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展,正常的宗教生活不能过了,弥撒和圣事只能在教友家里不定期地秘密举行,神父们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宣化教区主教是王木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因拒绝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被逮捕入狱,五五年死于狱中,为主殉道。

  在王主教被捕同一年,两位郭神父被公安局逮捕,郭振宗神父死于监狱,郭维彬神父文革中被枪决。焦玉海依然记得文革时批斗郭维彬神父的情形。郭神父站在学校舞台中央,穿着一身白大褂衣服,低着头,后来才知道那叫祭衣。随着神父的被捕,教堂也被政府占据,所有圣物被没收充公,教堂的大型建筑设施被砸烂毁掉。两个钟楼上的钟是由纯度很高的黄铜浇铸,在五五年,西楼上的钟被卸下卖掉。教堂长期作为村里的粮库使用,直到八四年十月底。老郭神父的养老之所,也成了第十生产队的队房;教堂后边的若瑟院,前两排曾作为村里的卫生所,后一排把翟秀兰、冯如香二位修女赶出后,成了双树大队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六四年秋天,“四清”运动开始,涿鹿县工作队进驻双树,分管第五生产队“四清”工作的是东小庄公社四清分团政委高某。高某曾经在参军时有投敌行为,但向组织隐瞒了这段历史,解放后成为县里主要干部,为人不端。一天晚上,高某在生产队趾高气昂训话的时候,同样一起参军入伍,还赴朝作战获得彭德怀司令员亲自颁发特等英雄奖章的天主教徒宋纪旺,站出来指认高某的投敌行为,惹得高某恼羞成怒。高某回到大队部,命令大队干部给宋纪旺戴帽,不久,宋纪旺就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罪名是栽赃陷害革命干部,反对四清运动。在文革中,宋纪旺没少挨整,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一九七九年宋纪旺被平反摘帽。直到临终时,侯本儒神父为他行终傅圣事,村里人才知道他是个有信仰的人,这也是他功勋卓著却始终没有入党的原因。


文革中的风暴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文革之风吹进了双树村。街里的墙壁用白粉刷过,然后写上大字标语:“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等,广播里开始连续播放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第二年春天,校长徐某某和教师李某某发动师生写大字报,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将教导主任张广明打倒,赶出了学校。自此,正式拉开了双树村的文革。

  双树村是逐鹿县第一大村,当时有四千多人。地主富农、日伪军官、土匪特务、流氓恶霸、宗教信徒等,一下子全部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群典型的“牛鬼蛇神”。六七年冬,焦玉海很清楚的记得,那天从天主堂院大门口到街北若瑟院门口,四类分子一个一个地排着队,共六十六人,每个人头上都戴着高高的纸糊的帽子,上面写着各种口号和罪名,其中包括侯本儒、李文森两位神父,还有翟秀兰、冯如香两位修女。当时,侯神父是从天津塘沽盐场被释放回村,李神父是从北京草岚子监狱刑满释放。

  每次开批斗会,台子上前面站着被批斗的人,后边站着一溜低头陪斗的四类分子。批斗会开多长时间,他们就必须低头陪斗多长时间。开完批斗会,村民回家休息,四类分子还要清扫会场、清扫街道。焦玉海说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副公安员王顺忠都要站在大队扩音器跟前,以严厉口气通知:“各队的四类分子,各队的四类分子,晚饭后,挑上筐,拿上扫帚,带上铁锹,赶快到大队门口集合!”

  冯如香、翟秀兰是宣化教区若瑟会的修女。翟秀兰一九三二年来到双树,冯如香则在五十年代初到来。在批斗时,翟修女已六十多岁,腿有毛病走不了,造反派就让冯修女用手推车推着翟修女游街示众。无论造反派如何吼叫,如何羞辱甚至打她,翟修女始终不吭一声。

  冯修女因长得年轻漂亮,许多造反派打她的坏主意,说只要她答应嫁人,就一切无事,她始终不从,最后竟让她嫁给五十多岁看大队的赵富,她同样不从。于是造反派就在她的脖子上挂着个大夜壶,让她光着腿跪在炉渣上接受批斗,几个小时过去,膝盖全被扎破,血肉模糊。对冯修女的折磨要比对翟修女的折磨严重得多,残酷得多,时间也长得多,白天斗完,晚上接着过堂审讯,不让她睡觉,最终目的就是逼她还俗嫁人,然而冯修女始终不答应。焦玉海回忆说,他小时候,孩子们成天学着大人喊:“反革命分子李妙玄,臭尼姑翟秀兰。”

  在焦玉海的印象中,双树村文革中被批斗得实在支援不住而自杀的有五人:第九生产队队长李长俊跳井自杀;第四生产队队长郭有禄跳河自杀;李德秀上吊自杀;焦正银上吊自杀;还有李三疤。

  李德秀当时是双树天主教总堂的青年会会长,后到煤矿当老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一度组织抗日力量,八路军撤出张宣区后,仍与共产党秘密保持联系,他曾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组织煤矿工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解放后,李德秀因是地主兼资本家,又是天主教徒,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文革期间,一天在生产队干活,他的小舅子温全富和他开玩笑耍贫嘴,他占不了便宜,便说:“遇上你我算倒楣。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老虎下山受狗欺。”本是姐夫和小舅子之间的玩笑话,却不知被谁告到了工作队。于是晚上召开批斗会,让李德秀交代,承认自己是攻击社会主义,骂共产党是鸡是狗,自己是凤凰是老虎。这样上纲上线,李德秀再三辩解也无用,之后全村召开批判会,给他定了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德秀实在挨不过去,便上吊自杀了。焦玉海在七七年,看到了相关的记录档案,当时给李德秀作伪证的人很多,作证明材料的人,现今有的已经离世,有的还活着。


文革时的亲历者

  一九六八年,焦玉海刚满九周岁。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正式恢复上课,学生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五七指示”,唱革命歌曲,带着凳子到操场参加批斗会。

  有一天上唱歌课,音乐老师贾自信为了学生几个音调唱得不准,反复让大家唱。焦玉海个头比较高,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和他坐在同一个书桌的同学叫陈宝旺,人很老实,是天主教徒,父母都是挨批斗的对象。贾老师反复让唱一句歌词,大伙都烦了。焦玉海说了一句“真没劲”,然后往桌子上一趴。这时,陈宝旺“唰”地站了起来,大声向老师报告:“老师,焦玉海他骂毛主席。”只见全班同学几十双眼睛一齐射向了焦玉海。贾老师从风琴后边站了起来,眼睛直盯着焦玉海,向他走来。焦玉海吓坏了,忙说:“我没有骂毛主席,他胡说!”然而一切都没用,贾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把课堂上的经过告诉焦的班主任顾全香老师。

  顾全香老师让焦玉海交代是不是阶级敌人教给他骂毛主席的。但焦玉海连阶级敌人是什么都不清楚,更不用说交代内容了,中午放学也没有让他回家,扣在学校里继续交代。

  顾全香对焦玉海从上午审到中午,再审到晚上掌灯。那时候村里没通电,学校还是洋罩子灯。直到焦的父亲找到学校,顾老师的态度才变了,因为那时他父亲是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队员,家里又是下中农。顾全香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才放了焦玉海,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焦玉海说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他家的成分好,父亲是宣传队骨干,被批斗是难免的了。

  几十年以后,焦玉海跟陈宝旺说起这件事,陈宝旺一点印象都没有,说没这么回事。或许在当时,陈宝旺可能一时心血来潮,想表现一下自己。对于焦玉海来说,那段经历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文革后期的死硬派

  文革后期,运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天主教徒身上,那些信仰虔诚的教徒都受到了残酷折磨。

  当时双树村有三个“死硬派”:郑有禄、侯世元、唐玉珍,都是天主教徒。

  郑有禄,人称“郑二福子”。他出身贫农,历代都是本分的庄稼人,没有历史问题,但他坚信天主教。运动中,全村天主教徒最数郑有禄“顽固不化”,为此,他曾多次遭批斗,戴着“高帽”游街。每次接受批斗,他都敢于说话。造反派让他退教,他就说:“天主教是不能退的,谁退教谁受惩罚。”造反派急了,大骂:“老子现在就惩罚你!”说完一顿拳打脚踢,然后继续逼他退教,他仍说:“打死我也是天主教!”造反派带头呼口号:“打倒天主教!”他就喊:“天主万岁!”造反派又喊:“天主教是地主教!”他也喊:“天主教是穷人教!”

  面对这样一个“死硬派”,工作队和造反派绞尽脑汁,终于想出通过他侄子逼他退教。郑有禄有三个侄子,文革中都胆小怕事。工作队让他们做郑有禄的工作,发给他们几张表格,让郑有禄填写,说只要他把表格填好,按了手印就算过关。三个侄子把表格拿回家,动员他填表。哪知郑有禄勃然大怒,把侄子们一顿训斥,最后将表格撕得粉碎。结果换来的是更加残酷的折磨。虽然他饱受折磨,却始终没有落下伤残,一直活到七十多岁才平安离世。

  如今仍健在的唐玉珍,人称“唐大姑”。文革前,唐玉珍为主作证,为人驱魔,广传福音,被她帮助进教的不下百人。但文革一来,她就成了重点专政对象,没有一天消停日子过。一九六八年,唐玉珍因至死不退教而被判处死刑,后因怀孕和当时大队主要领导人的保护,而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后来由于在劳改队表现积极,一再减刑,最终度过了十年的囹圄生活。

  文革中,一个工作队员问一位教友:“你们双树村有多少天主教徒?”教友说:“有一千六七百口吧。”工作队员嗤之以鼻:“什么一千六七百口!只有三个:郑有禄、侯世元、唐玉珍。”当时村子里别的教友迫于运动压力,都形式不同、程度不同地表示了退教,只有这三人宁死不退教,就连工作队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信仰坚定。


文革中的天怒

  据焦玉海回忆,在双树村文革时期曾发生过两次诡异的事情,当时的很多见证人依然健在。

  一九六八年深秋,焦玉海当时八周岁,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那天晚上七点多钟,全村十个生产队社员、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和全体老师,至少两千人,集中在天主堂大院,批斗郭振宗、郭维彬二位神父。批斗会现场就设在北边神父楼的前面,两个神父弯腰站在凳子上,面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脖子上挂着个大纸牌子,上写“打倒牛鬼蛇神”。楼的上边悬挂着四盏煤气灯,每盏灯都顶得上今天的二百瓦电灯泡,因此整个教堂大院灯火通明。

  有几个教友上台批判,中间接连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口号声。有的不仅捏造事实诬陷神父和修女,还动手打神父。

  在神父楼的后边,有一个长方形的陵墓,里面葬着张步崃神父。正在批斗的人群对两位神父百般凌辱之时,突然从神父楼后边刮起了一股黑风,异常猛烈,顷刻间会场大乱,四盏煤气灯全部摔到地上,整个大院一片漆黑。本来下过雨,不会有灰尘,但这时候不知从哪儿刮来的垃圾纸、沙粒、小石头、烂柴禾等,打到人们的头上、脸上、手上、背上,于是院子里乱成一锅粥。男人女人哭爹喊娘,争着抢着往堂外跑,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半个小时后,风停了,会场上空无一人,就连工作队员、大队干部和民兵们,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说来奇怪,按理说这么大的风,别人在地上都站立不住,何况是站在凳子上的两位神父,早该被风刮到地上了。可是,直到大风过后,他们仍然站在凳子上。事后很多教外人私下说,批斗会做得太过分了,激怒了老天爷。

  一九七零年,逐鹿县在县城大仓子涿鹿剧场召开声讨天主教誓师大会,令各个村的天主教徒、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及革命群众都去开会,从全县各公社各大队前来的有一万多人,声势浩大前所未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毁圣像、撕圣书,誓与天主教“一刀两断”。就在上午十一点多,大会要举行毁圣像、撕圣书的行动时,也刮了一股强劲黑风,遮天蔽日,沙石乱飞,吹跑了所有人,令大会没有开成。

  焦玉海说他之所以最后领洗入教,是真正的感受到天主的存在,天主是最公义的,祂必扬善罚恶。双树村的文革历史,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村庄的历史,其实也是当时全中国的缩影,文革时期每个村庄都经历了同样的劫难,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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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浪淘沙,中国大陆一名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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